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实践探索研究报告

　　　　引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大农村最天然的优势，是支撑农村发展的最宝贵财富。在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战略中，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则必须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xx县属xx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辖县，位于xx省东南部，下辖2个镇、7个乡，总人口26.8万人，幅员面积1506ｋｍ2，地形封闭破碎，耕地零星分散，土地贫瘠。从20世纪50年代起，xx县受战争、喀斯特地貌等影响，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县森林覆盖率仅为25％，全县石漠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5.4％，人均耕地不足0.053ｈｍ2，曾被外国专家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可见其生态环境的恶劣。经过近30年的发展，xx县生态环境成功地得到改造，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面积达到290ｋｍ2，森林覆盖率提升了24.83％［1］。通过将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2018年xx省政府宣布xx县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跨越，对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借鉴意义。
　　　　1.xx县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的逻辑
　　　　1.1历史发展延续的时代逻辑
从xx县发展的历程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其生态减贫理念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即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在不同时期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并为下一个发展目标奠定基础，实现了理念和制度的可延续性。
1949年10月—1956年底，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xx县人民在合作社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组织，社员无法形成合力，农耕活动因此滞后，直到县委派出驻村干部组织起社员，农耕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根据xx县“东升初级合作社”的具体实践过程，工作组长撰写了《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是怎样整顿好的》一文，后被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得到毛主席批示，孕育出“xx精神”的红色根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心，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当全国上下都在如火如荼进行经济建设时，xx县人民进行了长达13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至1992年全县工作重心才由“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指导下，领导干部带领xx县人民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三十年绿化xx大地”的战略目标，秉持“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精神，对生存条件、生态环境恶劣的xx县进行了炸石修路、造田等改造。党的十八大后，xx县干部群众认真落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继承中不断发扬“xx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积极向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推进，实现了xx县的脱贫摘帽。
时代是思想之母。几十年来，xx县的发展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到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两山”理论，这段发展历程反映了xx县在历史延续中，随着指导思想的不断进步，其发展理念也不断汲取时代养分，紧跟时代潮流，回答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平衡这一“时代之问”。本着改善恶劣自然环境以谋发展、追求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xx县率先在文山州实现了脱贫摘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1.2实现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理论
　　　　1.2.1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
异化的本意是指事物脱离自身实际变得疏远化、陌生化，表现的不是自身而是其对立面。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其劳动的整个过程，经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所结成的联系理应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发生了异化，成为无法由劳动者自己主导的外在对象。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对德、法、英3国政治经济的密切关注和研究双重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家把工人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其生产方式破坏了除金钱关系外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工人的劳动背离了劳动者自身的自由意志，工人的劳动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劳动；虽然工人生产了产品，但却不占有产品，并且生产过程是强制的、折磨的，劳动者不能选择劳动方式、强度，体能和智力无法得到自主支配，以至于只有脱离劳动才能让其作为一个“人”活着，而劳动中对于美、自由等意志的追求被剥离，沦落为劳动者寻求存活的生存手段。这些劳动异化的表现可以被概括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作为人类的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2］，其后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们自然观念的片面化和单向度化［3］。在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下，资本家为了巨额利润无视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工人和生态进行双重剥削，把自然当作资源库和垃圾桶，而沦为资本家赚取利润工具的劳动者迫于生存的现实，早已失去了对自然的追求［4］，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中，工人成了资本家的“帮凶”。资本家为了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而推崇“消费主义”，在商品拜物教下消费的目的成了消费本身，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产品和需要的范围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5］，而资本的扩张和无节制的消费无疑加剧了对自然的消耗。想要消除异化问题，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消除异化问题，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劳动异化的思想也成为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基础。
　　　　1.2.2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
“物质变换”原本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是“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除废料的过程”［6］，马克思首次将这一概念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受到进化论、人类学及有机化学的影响，后者为前者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其中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对土壤中的养分在植物生长过程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并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破坏了土壤的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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