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含垢的意思是什么，忍辱含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宁大附中的黄建新老师调到中文系以后，给我们教习写作课。因为经常去附中他家请教写作的问题，一来二去，变得很熟了。他也知道我的大舅刘持生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泰斗和领军人物。便向我提到了他在银川五中时的同事高嵩老师。说它是大舅的得意门生。这引起了我的关注。六月里的一天，黄建新告诉我，高嵩老师听说刘持生的外甥在宁大中文系，非常愿意见到我。黄先生约我礼拜天专程去拜访高老师，感于盛情，我答应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让人感到愉悦的星期天，我跟随黄先生坐车来到银川老城民族南街，进街口不远，一个狭窄而零乱的院子里，东厢房有一明两暗两间房。揭开门帘，高老师出现在门口，一脸真诚而热忱的微笑，他中等个头，略显清瘦，五官端正，脸型标准，可以看出来，年轻时是一个挺标致率真的小伙。不知怎的，一见高老师面，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同类，属于那种可以深交并托付死生的人。

（作家高嵩）

进了屋子，师母端上茶来，她脸部丰满端正，身段很好，戴着眼镜，是那种待客有礼，却不参与客人言谈的人。看样子，是一个不苟言笑，却正直、认真易于较真的人。

黄先生将我们双方介绍给对方，高嵩热情地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问大舅好。

“我们学生最喜欢刘先生了，他学问扎实，严谨求实，功底很深；所讲的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最辉煌的一段。那一段，融含着古音韵学，古文字学，古代哲学，史学的丰厚内涵，没有坚实的学问基础，讲好很不容易。学生们也喜欢刘先生为人正派、正直、敦厚善良。所以他上课，人老是满满的，那严肃认真、循循善诱的长者之风，使我们如沐春风，受益匪浅。虽然，先生不像傅庚生那样善于辞令，心骛八极，神游四海，但跟他学到的是真学问，没有半点虚假。西大历届的毕业生都这样认为。”

“是嘛，可傅庚生有著作问世，我大舅却没有。”

“那怎么说呢，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想法吧！但我知道，先生的笔记，卡片，如果整理出来著书立说，怕是有厚厚几本！”

“真的吗，那刘先生怎么不整理出书呢？”黄建新插言道。

爽朗的高嵩沉吟片刻，“这……也许山人自知，非我们所能理解……”

“以我大舅的识见，恐怕深谙社会时事、政治人情的险恶，以韬晦之计来求自保。否则，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被斗得死去活来都不算完事。名利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可能从自身的政治环境出发，考虑问题，应对时事，而不做树大招风的事。实际上，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他是明智的。否则便不会有今天的他了。”

“也只能如此解释了。当年，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同学，先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唯有刘先生私下里安慰我：好自为之，好好活下去，总有否极泰来的时候。多少年来，我未尝忘怀先生的教诲，那慈父之心，长者胸怀，当得上巍巍乎泰山！”高嵩深情地说。

“哦……” 黄建新似有所悟，目示着我对高嵩说：“曹雄在文化革命中也历经磨难，想来，有其舅必有其甥。时事险恶，人情冷暖，不容易，不容易啊！”

“是嘛，我也挨过斗，戴过高帽，当时只能即来之，则安之，勾践卧薪尝胆，尚且二十年。我辈忍辱负重一时，也就那么回事！”

看来，高老师也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二十年磨砺，忍辱含垢，当作寻常事。我对他钦佩有加了。

师母马秀花是一个回族，也是一个孤身在外闯荡的人，现在是糖业烟酒公司的职员。六十年代她与高老师结婚时，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多少亲朋贺仪，两个人把铺盖往一块一搬，就成了夫妻。现在已育有一儿一女，虽然住处拥挤，但生活总算差强人意。高老师迟到的春天已经来临，他的命运也在发生着改观，以他的才气、人格、学问、勤奋，他将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日前，他已出版了自己第一本献给古典文学爱好者的通俗读物《李杜诗选译》。我随手翻了翻他刚送给我的样书，所精选的诗都应算做李白、杜甫诗作的精品，在境界上，艺术上，流传的广泛性上，都有其鲜明的特点。那白话诗的译文，明白晓畅，合乎音律， 表意准确，忠实于原作。与郭沫若翻译《诗经》、《楚辞》的白话诗比起来，郭氏只是个大家，名家，未必见得每部著作都是精品。白话诗虽然翻得文从字顺，但准确，精练，合乎音律方面就比高先生的相形见拙了。

（与高嵩合影于西宁西山湾）

我们天南海北地扯着，从文学、历史到经济、时政、见闻逸事，彼此都有许多共同语言，仿佛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多年交往的知己。黄建新也时时插个一言半语，但能言会道的他，显然已降为陪席。真正的主客是我们，两个年龄相差十余岁的同道，投机之处，心灵时时共鸣，不觉时光的飞逝。

饭菜端上来了，两小碟时新的酱菜，四小碟家常可口的下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可见马师母理家也是能手。不过从她偶尔的言语中，可以感觉出，她是一个极有性格，处世认真执拗的人。实际上，我也属于这类人。虽然是第一次登门，他们还是真诚地接纳了我，使我感到了新的家庭的温暖。我知道，我交上了淳厚善良、古道热肠的好朋友。我将终生重视这一友谊。以大舅的厚道、历练、海纳百川的胸襟、虚怀若谷的识见，他的得意门生，当是人杰，只不过时不我与，世事艰辛，使他或他沉沦市井，屈居下僚，不能一展报复，让才华绽放异彩而已。

答应了高老师夫妇有空即来，我与黄先生搭车回校，心中感激黄先生的引荐。黄先生意犹未尽地对我说：“高嵩是个人材，当年才华横溢，少年气盛，年年轻轻就被打成了右派，这些年也是命运坎坷，有好几次差点被五中挤出学校。现在总算熬出来了，正在办理调动，可能要到银川文联工作，算是重操故业吧！”

我也算过来人，这个社会，多少年来，奸佞当道，抹杀了中国人的个性，用残酷的斗争，令人窒息的环境，把多少血气方刚的有为青年，揉成了暮气沉沉的、一蹶不振的庸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剪除异己，禁锢思想，践踏人性、人权，甚而限制自由，颠倒阴阳。高先生历经磨难而其志不衰，“微斯人，吾孰与归？”

我渐渐成了高老师家的常客。常与他相与切磋学问，讨论学术、专业、创作，以及政治经济的诸问题及文史界的新动向、新流派、新政策，日渐成为莫逆之交，甚而把最初的介绍人黄先生都淡漠了。高先生和师母都喜欢为人真诚而直率的我，并不因为我来自农村而小觑我。每次我一到来，高先生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我做长天的叙谈。我从他那渊博的学识里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教诲，解答了许多疑惑，明白了许多事理，大学四年，他在知识、学术、甚至社会领域内给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了许多中文系我真正的老师。

我的定格是太平天下，做一个如大舅那样的学者，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方面有些建树。这是我常常来拜访高嵩的原因之一。在银川社会科学界，高嵩以他那另辟蹊径的研究方式，独特而新颖的识见，扎实的学问功底，傲岸的人格，洋溢的才气，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席地位。但他如天马行空，孤雁展翅，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挚友，长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的到来，使他多了个能交流的忠实的听众，且能敞开心扉，与我促膝畅谈，常常是酒逢知己，言遇知音，笑谈间，不知时光之飞逝。

从大舅在西大教的先秦文学，谈到李增林在宁大教的先秦文学。我告诉他，李先生认真执着，学问很有功底，只是选材，除了《楚辞》、《史记》外，多以政治标准取胜，并不取自名篇，也不能代表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高嵩沉吟了一阵，有所思地说：“这恐怕不能强求李先生，是社会政治使然。多年来，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就自然退到其次的地步。写文章要配合政治的形势，教语文也要从属于政治的需要。课本的选材自然宁左勿右，只要符合政治标准，是不是名篇就不重要了。”

“可我们学的是大学中文系，不是政治系；我们要把祖国真正的文化艺术宝藏挖掘到手，传授给学生，或者用以发展现代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只有那些经过时间、实践检验了的艺术精品，那些堪称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菁华才能传承历史，开拓未来。总不成弃绝一流的精品，拿二流、三流的作品来迎合形势，俯仰权贵。那我们取得的不是精华，抛弃的也不是糟粕，我们也只能成为上不上、下不下的二流、三流学者了……”

“谁叫这是中国呢？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现实，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纯真的永恒的美与艺术。不从属于政治，顺应于形势，封了你的笔，堵了你的嘴，你何谈传承与发展？钱钟书封笔研究国粹，沈从文封笔研究服饰，才得以瓦全。丁铃、陈企霞、冯雪峰要展现个性，跳出文艺受制于政治的壁垒，北大荒就是他们的归宿。胡风要提出什么超越党的领导的自己的文艺思想，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就让他们尘封近三十年，教训惨痛啊！”

高嵩是过来人，我也起码算半个过来人。近十几年来，除了生老病死者外，中国文艺界的精英几乎凋零殆尽。死者已矣，生者黯然，鲜花可以重放，青春去不复来。人才也不是生产品，机器一开，就能制造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机制，思想套路，甭指望一两次变革，几个文件就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虽然迎来了新气象。中国要全面地走上正规健康的发展道路，还有待时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转过话题，我询问起他有关张贤亮的情况。由于和《朔方》杂志有密切的关系，高嵩很快与张贤亮熟识并建立了友谊。同时天涯沦落人，又是道中人，自然有共同的语言，真切的感受。他告诉我，张贤亮是江苏人，红学家俞平伯的外甥，1957年1月，二十二岁，在《延河》发表诗歌处女作《夜》，二月，发表《在收工后唱的歌》，三月，发表《在傍晚时唱的歌》，七月，因诗作《大风歌》触及时弊，沦为右派。二十二年来，落难于劳改队、劳教农场、牛棚和监牢，他的最好的处境是在银川南梁农场当农工。和我们的家庭一样，无论是我们还是张贤亮，生活境遇每况愈下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正确的治国路线、方针政策，一步步受挫，政治一步步狂躁、乖戾，经济停步不前，人民生活水准持续不好转的过程。

“他在自己悲苦的经历中，经过血与肉的实践，感受了‘越大越公越好’的极左倾向把社会主义经济一步步推向绝境的历史谬误。他抱着马克思的著作，忍受着肉体的苦难，却进行着精神的攀登：越是苦难加重的时候，他越要提出个‘为什么’，并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它。他的理性觉醒的过程，他的提出和寻索真理的心灵的历程，和他越来越倒霉的肉体历程之间有一种不平衡的关系，有一种‘剪刀差’的关系。他的肉体的历程所构成的波线越是下降，他的精神的历程所构成的波线越是上升。而我们党，在这二十二年里也是这样。党内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八大’路线的一步步受挫，随着极左倾向所造成的历史苦闷的一步步加深，也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答它们。当极左倾向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为高潮，使‘八大’路线和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降低到最低点的时候，党内马克思主义的觉醒的历史波线，却上升到了最高点。其结果便是‘四人帮’的覆灭，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生。这里也有着一个‘剪刀差’。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更高、更完美的阶段向‘八大’路线的回复。而被三中全会解救出来的张贤亮，也捧着《资本论》，从非人的境遇里走出来，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也是在这个时候，大体上完成了理性的觉醒。两个‘剪刀差’，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张贤亮个人的，中间存在着内在的平行关系。如果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这二十二年中，张贤亮个人命运的螺线同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螺线，中间存在着内在的平行关系。这样，前者就能够以它独特而典型的形象，充当这二十二年革命道路的‘历史的微积分’。张贤亮发现了这一点，意味着正确地发现了他自己。于是，他有了‘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宏伟构思。”

高嵩以他那学者兼思想者的睿智的深思如是评价着张贤亮的觉醒与文学创作构思的形成。他是激动的，深情的，充满了知音的激赏，同道的嘉许：“一个人，如果他毫无遮拦地将自己袒露在我们面前，如果他十分信赖地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和充满痛苦的内心冲动讲给我们听，如果他，能够突破二三知己的小圈子，把他经过炼狱的心灵的历程和肉体的历程所唤起的、对于生活真理和历史真理的追求和发现，像天真的小孩子彼此赠送沙枣那样，带着真诚的朴素的笑慷慨地捧献给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陌生人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真实的、他就是善良的，他就会由于真实和善良而具有美的价值。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抢着阅读张贤亮的作品？……第一，在于他通过一系列富有才华的作品，向我们公开了一个真实的可信的他自己，向我们公开了他那颗沉毅的、进取的、带着冰川瘢痕的、散发着苦味儿的心，怎样从伟大的劳动者那里获得了生命的灵泉，获得了温暖和抚爱；又怎样被一个坚忍的身躯负载着，经过诡谲莫测的、漫长而艰巨的命运的跋涉，终于扣开了马克思主义之门—这样一个令人惊耸但又决不令人怀疑的历程。第二，在于他多数小说的环境和人物，是通过富有情味的描写获得细节真实和典型价值的。他的描写，似乎应当称为‘全感描写’。这种描写能像阿里巴巴唤开宝库之门一样，唤开我们的感受之门，能让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肤觉和筋肉统统活起来，让我们的整个灵与肉全都跟着颤抖。这种描写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把我们的智灵抓进他的小说，让他潜入人物命运和事件主题，去感悟现实生活情与理的逻辑，让它通过一连串独特的、洋溢着风土味儿的人生画面，去尽情饮啜诗意的美感。”

这是诗意的描述和发自内心的赞赏。由于激动，高嵩那不失青年时期英俊潇洒的面庞放着红光。他真诚地赞美张贤亮的每一部作品，和我取得了共鸣。虽然，我知道：《宁夏日报》文艺副刊时时有一位张姓的作者老是鞭挞张贤亮的作品，认为他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现实，过多的笔墨渲染了社会的丑陋面。发泄了阴暗、抑郁的心情中积累的太多的怨愤。但我也始终认为，那张姓的作者也许是生活在远离民间的空中楼阁，痴人说梦似地大谈中国人的幸福。如果，过去十几年，这真是一片光明的乐土的话。便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苦难，也用不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更没有功臣元勋、学者名流，志士仁人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

《霜重色愈浓》中的周原，《土牢情话》中的石在，都是懦弱善良的小知识积分子，那种我们闭起眼睛就可以想见到的我们的老师、学长、亲朋。他们兢兢业业，如牛负重，在工作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尽着自己作为师长、父亲、长者的一份责任，对自己、对子女、对家庭、对单位、对国家。只是因为不够圆滑、世故、书生气太浓，也太执着认真，老实，才不幸误陷泥淖，成为被贬抑、排斥、压迫的社会的弃儿。不敢恨所恨，不敢爱所爱，以善良的愿望、一厢情愿地对事对物，这就是他们的共性，也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我们的亲人。那因为成份不好，无端遭受社队干部凌辱，奋起反抗，不得不出走漂流的“吉普赛”女郎，浪迹天涯，仍然保留着清白的身心，希望着“那一天”的到来；那在贫寒、孤寂中，以女人的温存，狗儿的依恋为人生最起码的幸福的邢老汉；都曾经踯躅在村间小径上，趴在货运火车上，蜷息在林间的小窝棚里，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现实的环境里，为我们所熟悉，所司空见惯。二十二年苦难的岁月，张贤亮作为前清道台的孙子，日夕在陕北、新疆、宁夏的荒原、广漠和黄土地里与他们为伴。他不会伪造现实，不会粉饰太平，他的笔，他的同情与感喟在与他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下层社会的人民之间。那些视而不见民间疾苦，只知拍马逢迎、莺歌燕舞的帮闲文人们在红灯酒绿之中，在富贵温柔之乡，当然不知民生疾苦，世态炎凉，也缺乏士的良知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贪恋青云富贵，泯灭了良心，宁不知世上还有正义二字；不知道血写的事实，终究非墨写的谎言所能掩盖！

（邢老汉和他的狗）

高嵩意犹未尽，继续侃侃而谈：“张贤亮被我们全民族认识的时间已经开始了。认识张贤亮这个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作家，也容易，也不容易。怎么说容易呢？你只要在想象中，把高仓健那张脸连同他那种魅人的男人气移植到一个上宽下窄的头颅上，就可以在脑海里复制出张贤亮。要是能让那张脸带上几分含蓄的浪漫主义的诗人的狂质，就更加肖似了。怎么说不容易呢？当你看到那张脸由一副很壮实的、靠两只撇得很开的八字脚挪来挪去的魁梧身个儿载负着，一动不动地凝望着什么的时候，你很容易误解他。你会以为他在看树叶儿，看脚手架里城市的蠕动；看贺兰山，看它在淡云围裹下峰峦的褶裂；看黄河，看太阳在它的浪纹上抛洒的光点儿；……不，他不是在看任何的东西。他那副冷肃的带点悲剧色彩的、漫不经心的眼神常常会突然发出亮彩。这就告诉你，他是在飞，在猛鸷地飞。你会看到，在艺术王国的穹壤之间，他已经把贺兰山、把黄河、把宁夏川上空大块大块漂亮的云彩抛在下面，朝着连他自己也很陌生的、看起来十分平贴而实际上被湍急的气流托浮着的更高更远的云层冲击。

这个时候的张贤亮，是一只隼，一只劲猛的、沉毅的、灵气十足的隼。这只隼还在脱毛，在它飞翔的时候，假如你用高倍的望远镜跟踪它，你会在它被风吹乱的腹毛中间看到一两处光秃的斑块儿；当他被高空的湍流一次次打斜身子，又一次次冲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两翼兜风性能还不十分良好—不多几处新生的羽翮还没有把它翅膀上的缺口补齐。到了这时，你会相信这是一种说法：我们应该尽力抛弃关于它“总是一举成功”的各种印象，我们应该倾注真诚的关切，注意它的失败，它的挫折，它的必要的退却，它的不顾一切的进击，注意它在频频发生的失败面前所表现的那种顽韧而又坚毅的精神，注意它对自己严格的乃至残酷的要求。没有引人深思的性格，就不可能有引人深思的成就。在这只隼的高翔中，你很少有机会看到它舒平两翼，自在盘旋，陶醉地饮啜搏击的欢乐。每次它胜利了，它都要把这种饮啜之权留给了我们。而它自己，又轻抖着翎毛四望，去寻索下一个冲击点。这只英键的隼，它要在长天搏击中换完自己的毛羽，它要让每一根毛羽一钻出来就习惯高空的气流。它对自己的毛羽，不怜惜也不炫耀，只要求它们服从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断猎取新的高度。”

高嵩是在演说，用他心灵的感喟，诗人的联想在剖析张贤亮的创作和他的思想风格。那超越了经院学派的评论定式，洋溢着绚丽的才华和文思的演说，是超凡脱俗，独特新颖的，他在自己二十年砥砺志气，潜心悟道中已神明备至，圣心已矣。所以能另辟蹊径，识见卓绝、落拓不群。

我不再插言，静静地听着，感受到他心灵的激荡。他的预言和祝福在不久的将来都将变为事实。在这个领域内，他是智者、觉者、悟者。这样一个才气闪烁的学者，二十一岁就曾沦为右派，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为人蜡烛二十年。这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埋没了多少英才，贻误了多少使自身现代化的时机。今天，他们都将迈入人生的黄昏，而我们这一代也被虚掷了青春，注定许多人，难以在科学上、在事业上有更高的成就。

高嵩也在研究，他对舒学发表在《文史资料丛刊》1977年第一辑上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正着手收集资料，考证与分析着它。那是敦煌研究学的一个阙如，它的原件已经被那个著名的敦煌文物的盗贼—法国人伯希和于1905年盗往法国巴黎图书馆。爱国的中国学者近年才从巴黎照原件（残卷）抄回诗稿。高嵩正力图用自己的研究心得弥补它。他的单人床边堆满了厚厚的资料，《新唐书》、《旧唐书》、《西域地理志》、《西北少数民族风情》，《西宁府志》、《吐蕃简史》等等，使那简陋的寒舍外间，除了一个小饭桌，几乎没有人立足的空间。

我常常缱绻于此，与高嵩交流文思，畅谈对唐诗、宋词等等的感悟与心得，以至于留恋忘返。师母从不来打扰我们，只是到吃饭时，一如既往，端来几碟可口的小菜。那两个小儿女也不来骚扰父亲，使我们不受干扰，无拘无束，惬意而愉快。

（作者在青海塔尔寺）

一年后，我陪同高嵩亲赴河湟、青海湖考察，完成了《敦煌唐诗残卷考释》，在青藏高原，在河西走廊，完成了另一次学习历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音容笑貌永存在我的记忆里……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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