挈妇将雏的意思是什么，挈妇将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世相杂谈】

一位学生传给我一个视频，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拿着毛笔在一群女学生衣服上涂鸦，美其名曰“创作”。因为八十年代末我曾经在上海的《书法》杂志上发表过批评“流行书风”的文字，这位学生知道我的观点，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说：“没有什么看法，以前一方面我无知，所以无畏，自以为懂得不少，什么都敢说；另一方面，那时我刚刚在读研究生，‘挈妇将雏鬓有丝’，却阮囊羞涩，恰巧我又认识了杂志副主编刘先生，所以，为了那么一点点稿费，有人愿意帮助我发文章，我就写了。现在多吃了几十年饭，稍许懂一点了，不敢乱说话了。”

他又问：“你有时候转发一些批评丑书的帖子。我看你还是忍不住了。”我笑了，确实，人的秉性其实是改变了的。正好，今天想就这个话题说说。

不妨扯得远一点。上海有一位和我同龄人的书法家，早在1978年我就知道他的大名了，他写的大中堂——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行书作品，就在南京东路“朵云轩”门口展出。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位书法家已经成为名校教授了，我却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像样的学术著作，反而看到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书法“艺术创新”的文章，公然鼓吹“丑书”。据我看，他的书法越写越丑，未知艺术在哪里，当年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然而，他却有一大批拥趸，所以还不能乱说他。

其实，多年前，他鼓吹赵冷月先生“衰年变法”时，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一个孩子走路摇摇晃晃是正常的，一个老人颤颤巍巍走路也是正常的。一个身体还好的老人，故意学孩子走路，不是老年痴呆，就是哗众取宠。清末徐生翁‘儿童体’虽然有很大名气，究竟是不入流的。”艺术作品，一切要自然，做作了，就不讨人喜欢。

书法有个术语叫“安排”，就是傅山说的“毋安排”的“安排”。“安排”就是预先设计，想好怎么写，然后再动笔。所谓“意在笔先”。但是这种“安排”要使人看不出，好像出于自然。例如人们喜欢苏东坡的尺牍，以为出于自然，其实，自从苏东坡被上了“元祐党人”名单以后，他的书法越受人们喜欢，吉光片羽都为人收藏，他知道有人收藏他的字，所以，他写字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即使尺牍也不随便涂鸦，看似随意挥洒，何尝没有“安排”？我读过一则笔记，说他写了不满意，就会撕掉重写。

可惜我忘了出自哪一本书。只是，由于他学问文章诗词都是一流的，书法也是宋代最有名的几人之一，人们看不出而已。用黄庭坚的说法是：“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做不到“心意闲澹”，学问人品跟不上，就想开宗立派，难免也出牛鬼蛇神。

《论语》“子张篇”，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在中国旧时代，书法比起圣贤事业是小道，唐太宗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太平广记》卷208）。但是，唐以后由于科举重视书法，所以虽云“小道”却没有人对它等闲视之。唐代颜元孙撰有《干禄字书》——相当于标准字体；历代对于写字都很重视，从明代到清代，由于科举重视“台阁体”“馆阁体”，谁要是书法不过关，就很难在科举中有所作为。所以，放在今天，凡参加考试的人人都是书法家。只是，过去是没有什么“职业书法家”这个概念的，就像现在一些文明国家，不会有拿国家工资的作家一样。

正因为科举要求写“馆阁体”，造成举子“千人一面，字字状如算子”的局面。这和艺术规律是不相符的，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例如许多人津津乐道“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板桥体”是他对于馆阁体不满的一种表现。其实他是正途出身的官吏，所谓“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书法功底了得。（见图）

晚清“清道人”李瑞清进士出身，书法自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了鬻字，他故意写得那些抖笔抖得厉害的字，实在不好看（见图）。

连沙孟海都说他“涩得太过分了”，和他齐名的他的老朋友曾熙就不一样。（见图）像“板桥体”、“清道人体”，这种风格的字，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只能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作品。（见图）

由于他们的人品学问一流，所以很多人仍然喜欢他们的书法。启功先生有诗赞云：“坦白胸襟品最高，神寒骨重墨萧寥。朱文印小人千古，二十年前旧板桥。”至于有些人依靠大名赚取润笔，结果是随手涂鸦，以至欺世，那更是另外一回事。如康有为进士出身，他们的字不可能不好，但是为了应酬写的那些“丑笔恶札”实在使人厌恶。

康有为的所谓“尊魏卑唐”的怪论，书法界其实真正接受的也不多。商承祚批评他：“并非实情与偏见，而是以此掩其虚伪。”（《书法论文选》）再如郑孝胥解元出身，一手好字在民国赢得大名，但是有些应酬的字随手涂鸦实在不见高明；为了鬻字，也多有“扯烂污”的作品。所以，我从来不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字。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毕加索，他曾经告诉一名叫帕比尼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他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罢了，他靠着同时代人士的低能、虚荣、和贪婪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他曾经在接受英国的前内阁大臣格莱德文男爵访谈时吐真言：“晚年的作品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他说：“他们越不懂就越仰慕我……我一个人的时候从不敢以艺术家自居。”（1995年9月11日《上海译报》）我想，像康有为、郑孝胥等老先生在清夜自思时，是不是也会冒出像毕加索那样的想法？

上世纪六十年代，潘伯鹰先生在《书法杂论》里说：“写字必须戒绝两个恶xi；一是浮躁不耐烦，二是啖名好立异。这两个恶xi，仔细考查还只是一个——好名。好名之极，必然走到浮躁虚伪急于求成以欺世的路上去。”（《现代书法论文选》）

他说：这种风气以明末最厉害，“明朝人写字几乎要人人自成一家，拼命在字形上造成自己的面目，其结果即出现了无数不自然的怪癖小气的路数。这种坏风气，虽正人亦多不免。如倪元璐、黄道周、陈洪绶、朱耷也皆如此。”他还特别批评了张瑞图。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潘的观点。有人会说潘是帖学的代表人物，热衷二王一路的。但是，至少，我对几位明代书法家，看法和他相同，只是自以为自己未入门的后生小子，很无知，所以不敢说。我喜欢赵、董、文诸家，不喜欢这种“小气怪癖的路数”。潘伯鹰是大家，他这样说了，很合我的心意。

当然，这些争论还只是在讨论书法，而教授在学生衣服上涂鸦，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行为艺术”，说得不好听就是在坑蒙拐骗，制造轰动效应，和过去我小时看到的“走江湖、卖拳头”的人一样，与书法艺术无关。是不值得我们费口舌讨论的。只是走江湖的老老实实告诉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为了生计，我是要大家帮忙的。而教授还要打着“文化”的牌子，从这一点说，他连走江湖的都不如。

我想，书风和士风、世风相关，世风不正甚至还会影响到方外，你可以看看中国佛教史，凡到一定时期，则妖孽丛生，搜括民脂民膏，骗取善男信女钱财，花样百出，不一而足。所以，假僧人不自今日始。那么，像教授在学生衣服上涂鸦，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怪事，其他行业其实也不鲜见。你去义正词严地去批评，正是中了他的圈套，他要的就是这种轰动效应，就像《皇帝新装》里的那个骗子，他怎么会不知道皇帝压根就没有穿衣服？教授当然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么，怎么办？别转身子，不要朝他看一眼，“连眼珠也不要转”。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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