挈妇将雏的意思是什么,挈妇将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世相杂谈】

一位学生传给我一个视频,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拿着毛笔在一群女学生衣服上涂鸦,美其名曰“创作”。因为八十年代末我曾经在上海的《书法》杂志上发表过批评“流行书风”的文字,这位学生知道我的观点,问我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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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有什么看法,以前一方面我无知,所以无畏,自以为懂得不少,什么都敢说;另一方面,那时我刚刚在读研究生,‘挈妇将雏鬓有丝’,却阮囊羞涩,恰巧我又认识了杂志副主编刘先生,所以,为了那么一点点稿费,有人愿意帮助我发文章,我就写了。现在多吃了几十年饭,稍许懂一点了,不敢乱说话了。

他又问:“你有时候转发一些批评丑书的帖子。我看你还是忍不住了。”我笑了,确实,人的秉性其实是改变了的。正好,今天想就这个话题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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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扯得远一点。上海有一位和我同龄人的书法家,早在1978年我就知道他的大名了,他写的大中堂——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行书作品,就在南京东路朵云轩”门口展出。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位书法家已经成为名校教授了,我却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像样的学术著作,反而看到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书法“艺术创新”的文章,公然鼓吹“丑书”。据我看,他的书法越写越丑,未知艺术在哪里,当年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然而,他却有一大批拥趸,所以还不能乱说他。

其实,多年前,他鼓吹赵冷月先生“衰年变法”时,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一个孩子走路摇摇晃晃是正常的,一个老人颤颤巍巍走路也是正常的。一个身体还好的老人,故意学孩子走路,不是老年痴呆,就是哗众取宠。清末徐生翁‘儿童体’虽然有很大名气,究竟是不入流的。”艺术作品,一切要自然,做作了,就不讨人喜欢。

书法有个术语叫“安排”,就是傅山说的“毋安排”的“安排”。“安排”就是预先设计,想好怎么写,然后再动笔。所谓“意在笔先”。但是这种“安排”要使人看不出,好像出于自然。例如人们喜欢苏东坡的尺牍,以为出于自然,其实,自从苏东坡被上了“元祐党人”名单以后,他的书法越受人们喜欢,吉光片羽都为人收藏,他知道有人收藏他的字,所以,他写字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即使尺牍也不随便涂鸦,看似随意挥洒,何尝没有“安排”?我读过一则笔记,说他写了不满意,就会撕掉重写。

可惜我忘了出自哪一本书。只是,由于他学问文章诗词都是一流的,书法也是宋代最有名的几人之一,人们看不出而已。用黄庭坚的说法是:“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做不到“心意闲澹”,学问人品跟不上,就想开宗立派,难免也出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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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张篇”,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在中国旧时代,书法比起圣贤事业是小道,唐太宗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太平广记》卷208)。但是,唐以后由于科举重视书法,所以虽云“小道”却没有人对它等闲视之。唐代颜元孙撰有《干禄字书》——相当于标准字体;历代对于写字都很重视,从明代到清代,由于科举重视“台阁体”“馆阁体”,谁要是书法不过关,就很难在科举中有所作为。所以,放在今天,凡参加考试的人人都是书法家。只是,过去是没有什么“职业书法家”这个概念的,就像现在一些文明国家,不会有拿国家工资的作家一样。

正因为科举要求写“馆阁体”,造成举子“千人一面,字字状如算子”的局面。这和艺术规律是不相符的,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例如许多人津津乐道“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板桥体”是他对于馆阁体不满的一种表现。其实他是正途出身的官吏,所谓“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书法功底了得。(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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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清道人”李瑞清进士出身,书法自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了鬻字,他故意写得那些抖笔抖得厉害的字,实在不好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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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都说他“涩得太过分了”,和他齐名的他的老朋友曾熙就不一样。(见图)像“板桥体”、“清道人体”,这种风格的字,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只能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作品。(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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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的人品学问一流,所以很多人仍然喜欢他们的书法。启功先生有诗赞云:“坦白胸襟品最高,神寒骨重墨萧寥。朱文印小人千古,二十年前旧板桥。”至于有些人依靠大名赚取润笔,结果是随手涂鸦,以至欺世,那更是另外一回事。如康有为进士出身,他们的字不可能不好,但是为了应酬写的那些“丑笔恶札”实在使人厌恶。

康有为的所谓“尊魏卑唐”的怪论,书法界其实真正接受的也不多。商承祚批评他:“并非实情与偏见,而是以此掩其虚伪。”(《书法论文选》)再如郑孝胥解元出身,一手好字在民国赢得大名,但是有些应酬的字随手涂鸦实在不见高明;为了鬻字,也多有“扯烂污”的作品。所以,我从来不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字。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毕加索,他曾经告诉一名叫帕比尼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他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罢了,他靠着同时代人士的低能、虚荣、和贪婪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他曾经在接受英国的前内阁大臣格莱德文男爵访谈时吐真言:“晚年的作品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他说:“他们越不懂就越仰慕我……我一个人的时候从不敢以艺术家自居。”(1995年9月11日《上海译报》)我想,像康有为、郑孝胥等老先生在清夜自思时,是不是也会冒出像毕加索那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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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潘伯鹰先生在《书法杂论》里说:“写字必须戒绝两个恶xi;一是浮躁不耐烦,二是啖名好立异。这两个恶xi,仔细考查还只是一个——好名。好名之极,必然走到浮躁虚伪急于求成以欺世的路上去。”(《现代书法论文选》)

他说:这种风气以明末最厉害,“明朝人写字几乎要人人自成一家,拼命在字形上造成自己的面目,其结果即出现了无数不自然的怪癖小气的路数。这种坏风气,虽正人亦多不免。如倪元璐黄道周陈洪绶朱耷也皆如此。”他还特别批评了张瑞图。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潘的观点。有人会说潘是帖学的代表人物,热衷二王一路的。但是,至少,我对几位明代书法家,看法和他相同,只是自以为自己未入门的后生小子,很无知,所以不敢说。我喜欢赵、董、文诸家,不喜欢这种“小气怪癖的路数”。潘伯鹰是大家,他这样说了,很合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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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争论还只是在讨论书法,而教授在学生衣服上涂鸦,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行为艺术”,说得不好听就是在坑蒙拐骗,制造轰动效应,和过去我小时看到的“走江湖、卖拳头”的人一样,与书法艺术无关。是不值得我们费口舌讨论的。只是走江湖的老老实实告诉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为了生计,我是要大家帮忙的。而教授还要打着“文化”的牌子,从这一点说,他连走江湖的都不如。

我想,书风和士风、世风相关,世风不正甚至还会影响到方外,你可以看看中国佛教史,凡到一定时期,则妖孽丛生,搜括民脂民膏,骗取善男信女钱财,花样百出,不一而足。所以,假僧人不自今日始。那么,像教授在学生衣服上涂鸦,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怪事,其他行业其实也不鲜见。你去义正词严地去批评,正是中了他的圈套,他要的就是这种轰动效应,就像《皇帝新装》里的那个骗子,他怎么会不知道皇帝压根就没有穿衣服?教授当然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么,怎么办?别转身子,不要朝他看一眼,“连眼珠也不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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